山东名人集锦

梅庐

甘德
甘德，战国时齐国人，先秦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是世界上最古老星表的编制者和木卫二的最早发现者。

　　编制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

　　我国是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由于农业生产和制定历法的需要，我们的祖先很早开始观测天象，并用以定方位、定时间、定季节了。

　　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历法有了较广泛的发展和进步。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说：“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畴人”系指世代相传的天文历算家。当时各诸国出于各自农业生产和星占等的需要，都十分重视天文的观测记录和研究。据《晋书天文志》载：“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摆灶，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着天文，各论图验(各国的这些掌握天文的官员，根据天象的变化对统治者提出解释)。”这种百家并立的情况对天象的观测以及行星恒星知识的提高，无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诸家之中，最著名的是甘德石申夫两家。他们属同一时期的人。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夫著《天文》八卷，后世又称为《甘氏星经》、《石氏星经》，合称《甘石星经》。

　　甘德勤于对天空中的恒星作长期细致的观测，他和石申夫等人都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全天恒星区划命名系统。其方法是依法给出某星官的名称与星数，再指出该星官与另一星官的相对集团，从而对全天恒星的分布位置等予以定性的描述。三国时陈卓总结甘德石申夫和巫咸三家的星位图表，得到我国古代经典的283星官1464星的星官系统，其中属甘氏星官者146座（包括28星宿在内）。由此可见甘德在全天恒星区划命名方面的工作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有迹象表明，甘德还曾对若乾恒星的位置进行过定量的测量，可惜其成果后来大多散佚了。

　　在西方，古希腊天文学家依巴谷（Hipparchus），约在(公元前190 ~ 前125年)公元前2世纪编制过星表，在他之前还有阿里斯提尔（Aristille）和提莫恰里斯（Timocharis）也编制过星表，但都不早于公元前3世纪。可见，甘德和石申夫的星表是世界最古老的星表之一。

　　早伽利略两千年发现木卫

　　除了对恒星的观测外，甘德对行星的运动也进行了长期的观测和定量的研究。以往人们都认为行星运动大致顺从同一个方向，甘德和石申夫都发现了火星和金星的逆行现象。所以《汉书天文志》说：“古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星）经，以荧惑（火星）太白（金星）为有逆行。”甘德还指出，“出而复还为‘勾＇”，“再勾为‘已＇”。把行星从顺行到逆行再到顺利的视运动轨迹十分形象地描述为“已”字形。甘德还建立了行星会合周期的概念，并且测得了木星、金星和水星的比较准确的会合周期值，其中木星的会合周期为400日，比真值398.9日只差1.1日。他还给出木星和水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见伏(不见)的日数，以及金星在一个会合周内顺行逆行和伏的日数，而且指出在不同的会合周期中这些日数可能在一定幅度内变化的现象。虽然甘德的这些描述从定量的角度看还比较粗疏，但它们却为后世传统的行星位置计算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甘德对木星的观测尤为精细，是研究木星的专家，著有关于木星的专著《岁星经》。依据《唐开元占经》引录甘德论及木星时所说的话：“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著名天文学史家席泽宗先生指出：甘德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就观测到了木星的最后的卫星木卫二。而对于木星的卫星的发现，近代是在17世纪初望远镜发明之后，由意大利大科学家伽利略（Galilei）于1610年用它观测木星时才发现的。甘德早伽利略近两千年，而且在没有望远镜的条件，仅凭肉眼就发现了木星的卫星，这真是一个奇迹。本世纪80年代，我国的天文学史工作者，通过在北京天文台兴隆观察站的实地观测，确信木卫二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可能凭肉眼观测到的。甘德以其坚韧不拨的毅力和精细独到的观测把奇迹变成了现实，在世界天文学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梅庐

刘洪

刘洪(公元129--210年），东汉天文学家。他曾任过多官职，一度政绩显著，但主要成就在天文历法上。他的“乾象历”确立了很多历法概念及经典的历算方法，是中国古代历法体系最终形成的标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精研历数

　　刘洪，字元卓，泰山蒙阴（今山东蒙阴）人。约生于东汉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卒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他是汉光武帝刘秀侄子鲁王刘兴的后代，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青年时期曾任校尉之职，对天文历法有特殊的兴趣。约在公元160年，他的天文历法天才的认识渐为世人所知，被调任太史部郎中，执掌天时、星历。此后10余年，他积极从事天文观测与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天文历法基础。在此期间，他与蔡昌等人一起测定了24节气，太阳所在恒星间的位置、太阳到天球的度距、午中太阳的影长、昼夜时间的长度以及昏旦时南中天所值的28宿度值等5种不同的天文数据。这些观测成果均被列成表格收入东汉“四分历”中，并作为中国古代历法的传统内容之一。刘洪参与了开创这一新领域的工作，这也是他步人天文历法界的最初贡献。

　　约公元174年，刘洪离开洛阳出任常山国（今河北元氏）长史，协助王国相处理政务。这一年，他献上的《七曜术》，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汉灵帝特下诏派太史部官员对其校验。刘洪依据校验结果，对原术进行了修订，写成《八元术》。可惜二术的内容均无法查考，从术名上看，应该是研究日、月、五星运动的专著，是刘洪关于历法的早期著作。

　　公元175至公元177年，刘洪因父去世，辞官在家守孝3年，在此间，他写成《九章算术》。这本书是对同名经典数学名著的注释及他自己的研究心得。也许正由于这个缘故，守孝期满后，他被任命为上计椽，主管财政事务。

　　公元178年，刘洪又为郎中。鉴于他在天文历算上的深厚造诣，蔡邕推举他到东观一同编撰东汉律历志。蔡邕善著文、通音律，刘洪精通历理和算术，二人优势互补，出色完成了编撰任务。这一年，刘洪还提出过改革正行用的东汉四分历的设想。虽然刘洪的改历之议并未获准，但他却因此名声大振，成为当时颇负众望的天文学家。

　　公元179年，刘洪年届50。这一年，他主持评议王汉提出的交食周期的工作。公元180年，又参与评议冯恂和宗诚关于月食预报的和交食周期的论争。刘洪以其渊博的学识和精当的见解，均给以公正评判。

　　公元184年，刘洪又一次被调离洛阳，出任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东部都尉。在此任内，他初步完成并献上他的乾象历。由于历中对月亮运动的描述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可靠性，当即被采纳，取代了东汉四分历中的月行术。

　　约公元189年，汉灵帝特召刘洪回洛阳，可能是商议历法改革事宜。但当年四月汉灵帝驾崩，又董卓为乱，时局骤变。于是朝廷改变初衷，改任刘洪为山阳郡（今山东金乡）太守。在这以后大约10年的时间里，他在努力料理繁重政务的同时，又继续改良和完善他的乾象历，并注意培养学生，力图使对天文历法的研究后继有人。当时著名的学者郑玄、徐岳、杨伟、韩翊等人都曾先后出其门下，这些人后来为普及或发展乾象历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乾象历

　　公元206年，刘洪最后审定完乾象历，把积累10余年的研究结果加了进去。刘洪约在公元210年去世，生前没有看到乾象历的正式颁行。但他数十年心血没有白费，经徐岳的学生阅泽等人的努力，乾象历于公元232至280年正式在东吴行用。刘洪的乾象历创新颇多，不但使传统历法面貌为之一新，且对后世历法产生巨大影响。至此，中国古代历法体系最后形成。刘洪以划时代的天文学家而名垂青史。

　　刘洪的天文历法成就大都记录在乾象历中，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对月亮运动和交食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

　　接下来分别述说乾象历中的天文学成就。

　　首先，提出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两值偏大:

　　刘洪在研究中发现，根据前人所取的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值推得的朔望弦晦及节气时刻，总滞后于实测值。经过数十年潜心思索，他大胆提出上述两值均偏大的正确结论，并进行修正。乾象历中:

　　1.朔望月长度取为29×(773/1457)日，误差从东汉四分历的20余秒降到4秒左右；

　　2.回归年长度取为365×(145/589)日，误差从东汉四分历的660余秋余秒降到33O秒左右。刘洪通过实测，用推算出的新数据取代旧数据，不仅具有提高准确度的科学意义，而且他那种敢于突破传统观念、打破僵局的勇敢态度为后来者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其次，确立近点月概念和它的长度计算方法:

　　刘洪在乾象历中对月亮近地点的移动作了精辟的总结，给出了独特的定量描述方法。月亮的运动有迟有疾，其近地点也不断向前移动。

　　刘洪经过测算得出：月亮每经一个近点月，近地点总向前推进1825×(7/47)分（约3.1度）。该值较东汉早期李梵、苏统的结果要准确得多。在此基础上，刘洪进一步建立了计算近点月长度的公式，并明确给出了具体数值。他推得的1近点月长度为27×(3303/5969)日，误差为104秒。中国古代的近点月概念和它的长度的计算方法从此得以确立，这是刘洪关于月亮运动研究的一大贡献。

　　第三，解决了后世历法定朔计算的关键问题----月亮运动不均匀性的方法和月离表推算法:

　　刘洪长期坚持每日昏旦观测月亮相对于恒星背景的位置，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进而推算出月亮从近地点开始在一个近点月内每日实际行度值。刘洪把月亮每日实行度、相邻两日月亮实行度之差，每日月亮实行度与平行度之差，和该差数的累积值等数据制成表，即月亮运动不均匀性改正数值表。这就是月离表，为刘洪首创。欲求任一时刻月亮运动相对于平均运动的改正值，可依此表用一次差内插法加以计算。这定量描述月亮运动不均匀性的方法和月离表推算法，是我国古代历法的经典内容之一，后世莫不从之。在乾象历中，该法仅用于交食计算；实际上月离表已经解决了后世历法定朔计算的关键问题。

　　第四，黄白交点退行概念的确立和退行值的确定：

　　刘洪还确立了黄白交点退行的新概念，明确给出黄白交点每经一日退行1488/47分（约0.054度）。虽然他没有给出交点月长度的明确概念和具体数值，但实际上已经为此准备了充分和必要的条件，为后世发展奠定了基础。黄白交点退行概念的确立和退行值的确定是刘洪在月亮运动研究方面又一重大进展。
第五，月亮运动轨道──白道概念的建立：

　　刘洪对月亮运动研究的另一重大成就是关于月亮运动轨道──白道概念的建立。这标志着自战国以来对月亮运动轨迹含混不清的定性描述局面的结束。刘洪给出的黄纬值为六度一分，误差O.62度。刘洪还给出了月亮从黄白交点出发，每经1日距离黄道南或北的黄纬度值（称“兼数”）表格，可由该表格依一次差内插法推算任一时刻的月亮黄纬。这就较好地解决了月亮沿白道运动的一个坐标量的计算问题。研究表明，这一方法推得的月亮黄纬值的误差仅为0.44度。此外刘洪还给出了月亮距赤的度距的计算方法。这些表述和方法都对后世历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六，关于交食周期的探索：

　　刘洪提出11045个朔望月正好同941个食年相当的新交食周期值，推得1食年长度等于3466151日，误差为370余秒。这一精度大大超过前人及同代人。刘洪还正确建立了下述关系：在一个交食周期内，交点月个数一朔望月个数＋食年个数

　　这说明刘洪对这些天文量的关系有极明晰透彻的认识。

　　在刘洪以前，人们已经知道只有在朔(或望)时，以及太阳和月亮正处在黄白交点附近的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发生交食现象，但“附近”的确内涵不甚明了。刘洪最先对此作了定量说明：在朔(或望)时，只有当太阳与黄白交点的差距小于14°33时，才可能发生交食现象。现代关于食限值的规定是：日食，18°31以上必无食；月食，12°51以上必无食。看来刘洪没有把日食和月食限区别开来，但如果把刘洪的食限值作为折中值，其精确度还是不低的。刘洪毕竟提出了一个崭新而重要的研究课题，使交食判断迈出了定量化研究这一可贵的一步。

　　刘洪还将食时预报精度大幅度提高，从日精确到时辰。这是因为刘洪提高了所取朔望日、回归年、交食周期等有关数据的精度，特别是发明并应用了近点月长度的厘定和月离表。此外，“消息术”的引入也使食时预报精度提高了很多。刘洪依乾象历对一批交食时的预推和实测记录之间的时间差作了认真分析，发现时间差的正负、大小与交食所发生的月份有较稳定的关系，并进一步归纳出在一年中各个不同月份应加（或减）的各不相同的时间修正值，这就是“消息术”：在乾象历推得的食时的基础上，加（或减）该修正值，如交食发生在十一月份时加一辰；发生在七月份时减一辰，等等，便可得出更准确的食时。依此法推算公元221至223年的5次日、月食食时误差为0.6时辰，精度明显提高。令人惋惜的是，刘洪没有对他的发现和方法的深层含义作更多考虑。实际上上述发现和相应方法是太阳运动不均匀性对食时推算的影响的反映。刘洪已经叩击了太阳运动不均匀性这一重大发现的门扉，只是没有迈出那关键的一步，把这一重大天文现象的发现权留给了晚他300余年的天文学家张子信。

　　刘洪对交食分大小和交食亏起方法的预报也进行了研究，并发明了相应的预报计算方法，只是没有记载入乾象历。除上述两大方面外，刘洪在五星运动研究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关于五星会合周期的测算，乾象历和东汉四分历的比较结果，木、土二星以乾象历为优，金、水二星两历法旗鼓相当，火星则以东汉四分历为优。从总体水平看，乾象历稍高于东汉四分历。徐岳曾对乾象历和韩翊黄初历（公元220年）的五星法进行过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乾象历优于黄初历。此外，杨伟和景初历行用约80年后，人们发现其五星法的精度还不如乾象历。在东晋以后，就以乾象历的五星法取而代之，自此它一直沿用了余百年之久。所以乾象历的五星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后较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较好的和很有影响的。

　　千秋垂范

　　综上所述，刘洪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天文学成就，这些成就的显著特点是“新”和“精”，或是使原有天文数据精确化，或是对“新天文概念”、“新天文数据”、“新天文表格”、“新推算方法”的阐明，它们大都载于乾象历中。难怪郑玄称赞乾象历是“穷幽微”的杰作。而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则十分中肯地指出，乾象历是“后世推步之师表”（见《晋书·律历志》),事实确是如此。刘洪所发明的一系列方法成为后世历法的典范，乾象历使传统历法的基本内容和模式更加完备，它作为我国古代历法体系最终形成的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刘洪取得的这些天文历法的成就，与他所处时代相当活跃的天文历法研究环境有关。刘洪还十分积极而审慎地参加了当时天文历法界的有关争论，善于汲取前人和同代人提出的新线索新思想，并潜心思考，“认真观测，最后得出结论。

　　刘洪治历思想的核心是“明历兴废，以天为节”(大意历法合天则历法兴，历法违天则历法废，实际天象是决定历法取舍的权威标准)。“由此出发，刘洪总是先获取准确、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进而探索日、月、五星运动的内在规律，给出合理的描述方法。从而把历法建立在客观天象的坚实基础上。

　　刘洪在天文学研究上孜孜不倦，终生求索，他善于实践和探索，使自己的研究工作长期处于反复实践与检验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筛选和锤炼；他更勇于创新，敢于突破传统的局限；他还善于充分利用出任各不同行政职务的空暇进行业余研究，坚持不懈，终于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成就。

梅庐

儒家出身的兵家吴起

　　吴起（？～前381），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县西）人，曾经拜鲁国曾子为师，学习儒术。之后，在鲁国担任将领。齐国人攻打鲁国，鲁国国君想拜吴起为元帅，抵御齐国。但由于吴起娶了齐国的女子为妻，鲁君心生疑虑。吴起想因此成就功名，便杀了他的妻子，来表明自己与齐国没有任何关系。鲁君最终拜他为统帅，率领军队攻打齐国，将齐国打得大败。

　　鲁国有人厌恶吴起，说：“吴起这个人，是猜忌狠心之人。他小时，家有千金之富，但他到外周游没有能成功，于是使家业荡尽。他的乡里人笑话他，吴起便将笑话他的人杀死30多个，奔出卫国东门，与他的母亲诀别说：‘我吴起不做卿相之类的大官，决不再回到卫国。’于是便拜曾子为师。不久，他的母亲去世，吴起始终没有回去。曾子看不起他，便与他断交。吴起于是到鲁国学习兵法，侍奉鲁君。鲁君怀疑他，吴起便杀死自己的妻子来谋求鲁国的将帅之位。鲁国只是个小国，却有战胜齐国的威名，那么诸侯便会谋划灭亡鲁国了。何况鲁国和卫国本来是兄弟之国，现在大王重用吴起，则是抛弃卫国。”鲁君也怀疑吴起，便把吴起辞退了。

　　吴起听说魏文侯贤明，想要侍奉他。文侯问他的大夫李悝说：“吴起是个什么样的人呀？”李悝说：“吴起贪婪而且好色，但是非常会用兵，即使司马穰苴在世也不见得比他强。”于是魏文侯便以吴起作为将帅，攻打秦国，拔下秦国的五座城池。

　　吴起治军号令严明，军纪森严，赏罚严明，任贤用能。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和普通士兵吃相同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行军时不骑马，不乘车，背负干粮，坚持与士卒一起步行。吴起统率魏军攻打中山国时，有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辗转呻吟，痛苦不堪。吴起巡营时发现后，毫不犹豫地跪下身子，把这位士兵身上毒疮中的脓血一口一口地吸吮出来，解除了他的痛苦。士兵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大哭。别人说：“你儿子仅仅是个普通士兵，却得到将军为你儿子吮血，应是光荣之事，为什么还要哭呢？”士兵的母亲说：“不是这样呀，前几年吴将军为他的父亲吮吸疮口，结果他的父亲直到战死也决不回首。今日吴将军又为他的儿子吮血，我真不知我儿子要死在哪里了，我因此哭。”

　　文侯因为吴起善于用兵，而且廉洁正直，能够得到士卒的拥护，便让他在西边守护黄河西岸的魏国土地，同时抵御韩国和秦国的入侵。

　　魏文侯死后，魏武侯即位。武侯坐船从西部黄河顺流而下，到了黄河中间时，回首看着吴起说：“这里的山河多么险固，多么美好壮丽呀，这是魏国的珍宝呀！”吴起回答说：“国家的稳固在于统治者的德业而不在山河的险固。从前，三苗国左边扼拒洞庭湖，右边扼拒鄱阳湖，但他们不修道德仁义，所以被夏毓灭掉了。夏桀的都城，左边是黄河、济水，右边是泰山、华山，伊阙山在南边，羊肠道在北边，但他不修德政，终于被商汤流放。殷纣的都城，左边是孟门山，右边是太行山，背靠常山，南据黄河，不修德政，被周武王杀死。由此可见，治国在德不在险。如果大王您不修德政，舟中的人都会成为您的敌人呀。”武侯说：“很好。”

　　吴起做魏西河地区的太守，非常有名声。魏国要设置丞相，却选了从齐国来的孟尝君田文。这使吴起非常不快。便对田文说：“请咱俩比较一下功劳，可以吗？”田文说：“可以。”吴起说：“带领军队，使士卒乐于效死，敌国不敢窥测，先生与吴起谁行？”田文说：“我不如先生。”吴起说：“治理百官，亲附万民，充实仓库，先生与吴起谁行？”田文说：“我不如先生。”吴起说：“守卫西河，使秦国不敢向东窥测，赵国和韩国听从，先生与吴起谁行？”田文说：“我不如先生。”吴起说：“这三项，先生都比不上我，却身居上位，为什么呀？”田文说：“国王年少，国人心中疑惑，大臣也没有归附，普通百姓不信任国家，在这个时候，你能胜任呢？还是我能胜任呢？”吴起沉默良久说：“你能胜任。”田文说：“这就是我之所以位居你上的原因。”吴起于是自愧不如田文。

　　田文死后，公叔为相，娶了魏国公主为妻，谋害吴起。吴起便离开魏国，投奔楚国。

　　楚悼王早就听说吴起贤达，到了楚国，便拜他为相国。明确法令，撤消冗官，捐弃公族中疏远的人，同时抚养善于战斗的勇士。其要旨在于强大楚国军队，破坏主张连横的政策。于是，楚国南面征服吞并了百越之地，北面灭亡了陈国、蔡国，气势使韩、赵、魏胆颤。又率领军队向西征伐秦国。诸侯都害怕楚国强大。而楚国原来的贵族也日夜伺机谋害吴起。等到楚悼王死后，楚国贵族作乱、围攻吴起，吴起奔向楚王的尸体，趴在上面。攻击吴起的人因为刺杀吴起，也同时刺伤了楚王尸体。等到将楚王安葬之后，新太子即位，于是让令尹全部诛杀、射杀吴起和射中楚王尸体的人。于是因射杀吴起而被家灭九族的有70多家。

梅庐

曾子

曾子，姓曾，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嘉祥县)人。生于公元前505年(周敬王十五年，鲁定公五年)，死于公元前435年(周考王五年，鲁悼公三十二年)。出身没落贵族家庭，少年就参加农业劳动。后从师孔子，他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他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并在修身和躬行孝道上颇有建树。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在儒家文化中居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
　　曾子的祖先是夏禹的后代，姓姒。禹的第五代孙少康封他的小儿子曲烈于曾阝地，建立 曾阝国。曾阝国故址，在今山东省苍山县西北，原名“缯邑”，以当地多产丝织品而得名。公元前567年(鲁襄公六年)邻近的莒国灭掉了曾阝国，曾阝太子巫无家可归，在远离莒国的鲁国南武城居住下来。曾阝太子巫的曾孙叫曾点，字皙，他就是曾子的父亲，是孔子的早期弟子之一。?
　　曾皙在孔子的学生中属于狂者，即敢说敢为，不拘小节。鲁国执政大夫季武子死时，曾皙曾“依门而歌”。有一次，曾皙和子路、冉有、公西华陪孔子坐着。孔子问他们的志向，曾皙说：“晚春的时候，穿上春天的服装，约上五六个成年人，带上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里洗洗澡，到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儿走回来。”描绘出了一个升平祥和的大同世界，因而孔子表示赞同。曾子的母亲上官氏是位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一生织布、操劳家务，对曾子非常慈爱。曾子的生母去世后，曾皙曾续娶，姓氏不详。?

梅庐

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

蒲松龄（１６４０～１７１５），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清代杰出文学家，山东省淄川县（现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

自幼聪慧好学，１９岁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考皆第一而闻名籍里，补博士弟子员。但后来却屡应省试不第，直至７１岁时才成岁贡生。为生活所迫，他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塾师，舌耕笔耘，几近４０年，直至７１岁时方撤帐归家。１７１５年（清康熙五十四年）正月病逝。?

他一生怀才不遇，穷困潦倒。然坎坷的遭遇和长期艰辛的生活，使他加深了对当时政治的黑暗、科举制度的腐朽以及社会弊端的认识和了解，为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毕一生精力完成《聊斋志异》８卷、４９１篇，约４０余万字。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集。内容丰富多彩，故事多采自民间传说和野史轶闻，将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的事物人格化、社会化，充分表达了作者的爱憎感情和美好理想。作品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文学中志怪传奇文学的优秀传统和表现手法，情节幻异曲折，跌宕多变，文笔简练，叙次井然。《聊斋志异》书成后，蒲松龄因家贫无力印行，直至１７６６年（清乾隆三十一年）方刊刻行世。后多家竞相翻印，国内外各种版本达３０余种，著名版本有青柯亭本、铸雪斋本等，近２０个国家有译本出版。全国《聊斋》出版物有１００多种，以《聊斋》故事为内容编写的戏剧、电影、电视剧达１６０多出（部）。

除《聊斋志异》外，蒲松龄还有大量诗文、戏剧、俚曲以及有关农业、医药方面的著述存世。计有文集１３卷，４００余篇；诗集６卷，１０００余首；词１卷，１００余阕；戏本３出（考词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闹馆）；俚曲１４种（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寒森曲、翻魇殃、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禳妒咒、富贵神仙复变磨难曲、增补幸云曲），以及《农桑经》、《日用俗字》、《省身语录》、《药崇书》、《伤寒药性赋》、《草木传》等多种杂著，总近２００万言。

梅庐

孔尚任

孔尚任（一六四八 一七一八），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清代著名戏剧作家。

孔尚任是孔子六十四代孙。他早年受封建家族的传统教育，并曾应科举试。他爱好诗文，精通音律，学习的范围很广。

一六八五年，康熙皇帝南巡北归时到曲阜祭孔子，孔尚任因御前讲《论语》受到褒奖，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一年后，因疏浚黄河海口，多次往来于南京 扬州等地，所以与明朝遗老 南方名士结交，触发起对前朝兴亡的感慨，历经十年，创作出昆曲名剧《桃花扇》。

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桃花扇》以侯方域 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再现南明兴亡始末，用儿女之情衬托国破家亡之痛，集中地反映了明末腐朽 动荡的社会现实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桃花扇》在艺术上有着很高的造诣。文学史上有不少传奇通过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串演一代兴亡的历史故事，但《桃花扇》的出现，却使这类创作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剧中人物的构思与描写颇具匠心，剧中词曲清婉流畅，感情色彩极为浓重。

《桃花扇》共四十出，分上下两卷，是一部忠于史实的优秀历史剧。《桃花扇》因而与《长生殿》齐名，世称两作者为“南洪北孔”。 孔尚任除《桃花扇》外，还有诗文集《湖海集》 《岸堂集》 《长留集》等传世。

梅庐

甲骨文之父---王懿荣
　　
王懿荣，字正孺，一字廉生，山东福山人。

　　自幼性情笃挚，读书过目不忘。年未冠，随父官京师，观政户部，声誉大起。顾屡踬场屋。同治癸酉，始中顺天乡试副榜第一。座主吴县潘文勤公深重惜之。光绪己卯，中式顺天举人。明年成进士，入翰林，散馆授编修。癸巳，典试河南。甲午，朝考一等，命值南书房，署国子监祭酒。中东事亟，上疏请回籍办团练以为声援。会议和乃罢。回京复命，并缴还饷项五千金。是岁即补授祭酒。丁母忧。服阕，还原任。前后三拜司成，诸生得其指授者，皆相勉为实学。以会典馆编校叙劳加二品街。庚子，刚毅与端王朋比引义和团入京，偕侍郎李端遇同授团练大臣。于召见时，面奏义和团无法纪状，朝廷始知为乱民，而国事已不可为矣。都城破，两宫西狩，遂投井殉节。事闻，赠侍郎衔，予谥文敏。

　　公为学不分汉宋门户，珠笃好金石文字。得诸城刘氏旧藏，故收蓄颇富。与潍县陈编修介祺商订古文书疏往还不绝。潘文勤暨常熟翁尚书咸推之为博学多识。于书无所不窥，而于篆籀奇字尤善悟，视当时通儒所获独多，盖天性也。为人坦白，不屑问家人生产。至购买书画古器，即典农质物不惜，故官日崇而贫日甚。所著率未就，仅《天壤阁杂记》一卷载江氏《灵鹣阁丛书》中。奏稿若干卷，别刊。

　　有“甲骨文之父”之称的王懿荣，金石著作有：翠墨园语一卷，王懿荣辑，古学汇刊本·晚清二十三家藏器目不分卷，王懿荣辑，清王兰西抄本·（王廉生）古泉精选拓本附陆硕庭泉拓，王懿荣辑，清末神州国光社石印原拓本，尺五楼藏本·汉石存目二卷，稿本，清抄本（清翁同和补订并跋）、校经室集初刻本，雪堂丛刻校补本，王文敏公遗集本（卷八）·南北朝存石目八卷，王懿荣编，清抄本（莫棠批校），稿本（孔壮、冯汝（王介）题记，不分卷）·天壤阁瓦当不分卷，王懿荣辑释，稿本（王献唐题跋）·诸城金石志四卷，清尹彭寿撰，稿本（王懿荣题签）·福山金石志残稿一卷附补，刘承干编，王崇烈抄送书目（作福山金石记一卷），王文敏公遗集本，等等

梅庐

王渔洋（1634－1711年） 　　王渔洋即王士祯，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他年少才丰，于诗词、文赋无所不擅。八岁能诗，十五岁著诗《落笺堂初稿》，十八岁中举，二十二岁成进士，二十四岁赋《秋柳诗》四章，名噪大江南北。二十六岁初授扬州府推官，后内迁京职，直至刑部尚书。他一生勤于著述，至老不倦，各类著作达三十六种，五百余卷，其诗论 " 神韵说 " ，影响深远，使其主持风雅达五十年之久，有 " 一代诗宗 " 、 " 文坛领袖 " 之称。

王渔洋：淄博市桓台县人士~~~~~~~~

梅庐

父子宰相

刘墉(1719—1804) 清代书法家、政治家。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官至东阁大学士，卒谥文清。刘墉以为政清廉、忠于职守而受清廷赏识与器重。时人称其“砥砺风节、正身率属。自为学政、知府时，即谢绝馈赂，一介不取。遇事敢为无所顾忌。所至，官吏皆望风畏之。”擅小、中楷，取法董其昌，兼师颜真卿、苏轼诸家，其书用墨厚重，貌丰骨 劲，别具面目。与同时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齐名，并称“翁刘梁王”。亦有以其与翁方纲、成亲王永瑆、铁保并称‘翁刘成铁”者。包世臣《艺舟双楫》称：“文清少习香光，壮迁坡老，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清稗类钞》称：“文清书法，论者比之于黄锺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代书家之冠。”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石庵亦出于董(其昌)，然力厚思沉，筋摇脉聚，近世行草作浑厚路，未有能出石庵之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成也。”
刘墉之父刘统勋，字延清，号尔纯，山东诸城人，雍正年间进士，乾隆元年擢为内阁学士，是清朝第一个非满人东阁大学士。为官清廉，政绩卓著，亦是书法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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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趵突泉的路上，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世友同志，你是1939年来山东的吧，胶东24个土顽司令都叫你打掉了，就剩下你这个八路司令了，难怪人家称你是‘胶东王’啊！解放战争，你带9纵参加孟良崮战役，又具体指挥了济南战役，转战了大半个山东，在山东战斗也有16年喽！山东也是你的第二故乡嘛！你知道山东是怎么来的吗？”
　　“不了解。”许世友是直快人，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毛泽东笑着说：“不清楚我就和你讲讲山东的来历。”
　　毛泽东说：山东比北京古老得多。西周和春秋时，这里属于齐、鲁、曹、滕等国。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之后，建都“亳”，在今天的曹县南。商的始祖契曾在蕃也就是今天的滕县住过。商代早期活动在今天的山东的西部，河南的东部。契传到孙（相土），势力达到今渤海一带，定都泰安。商也曾在泗水建都，直到第20代君王盘庚时迁都到殷，也就是今天的安阳。
　　周武王灭商后，为了加强对广大被征服地区的控制，进行了大分封。在山东地区分封了曹、滕、齐、鲁等国。齐国的首领是姜太公，鲁国的首领就是周公的长子伯禽。这一带主要是齐国和鲁国，这也就是山东号称齐鲁之邦、也是叫齐鲁的原因。
　　“那为什么叫山东呢？”许世友问。
　　毛泽东点着一支烟，抽了两口又说：齐鲁古时候还称“邹鲁”或“齐青”、“山左”。齐鲁又因为在太行山以东，所以古代“山东”有时指齐鲁，但是有时山东的概念比齐鲁大。到战国时期，只剩下7个大国争雄了。人们以函谷关为界，西边的是秦国，东边则是山东六国。
毛泽东停了停，接着又说：山东作为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名称，是从金代开始的。据说三皇五帝中的舜帝和大禹都曾生活在这里。孔子、孟子、左丘明、孙武、孙膑、诸葛亮、王羲之、黄巢、李清照、辛弃疾、戚继光、蒲松龄等，都是山东人，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孙子是兵圣，王羲之是书圣，北魏时的贾思勰，元朝的王祯都是大农学家，他们为山东增光添彩嘛！
　　毛泽东抽了口烟说：山东人民，不仅远在公元前4000多年就创造了大汶口文化，公元前又过渡到龙山文化。至今仍都保留着遗址。同时，还有临淄齐国故都和曲阜鲁国故城。山东，不仅古老，还有秀美山河。有号称“五岳之首”的泰山，有海市蜃楼的蓬莱奇观，有泉水甲天下的济南，还有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山东是个好地方嘛！
　　毛泽东对山东也很厚爱。山东人杰地灵，有着一山一水一圣人，这块热土早就吸引着酷爱历史、热爱祖国山河的毛泽东。他还对人回忆起1920年第一次来山东的情况。

资料来源：《毛泽东与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