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邹国荣诗词豪放与婉约风格的有机融合

梅庐

浅析邹国荣诗词豪放与婉约风格的有机融合

郭纪涛

但凡读邹国荣先生的诗词，大都以“雄浑”、“自然”、“情致”为然。了解邹国荣先生的经历，十八载从戎、十八年从商，致事而今又十八载，阅尽千帆，可谓丰富。“所谓万物有相，万相可咏。感系物理，性情吐露。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但能情出肺腑，感发心田，效离骚之句，仿春江之篇，得人生管窥之意足矣”（《邹国荣诗文选》自序），结合经历背景，颇有一种“欲抑一生欢，并奔千里游”（谢灵运诗句）的感慨，源于这种冲突，邹国荣先生的诗词即给人前面所述的印象，联系诗人本身，在各种诗体创作过程中，诗法技艺上不断的融合，诗句皆是信手拈来，优游不迫，沉着痛快，又不失远意，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皆言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物之必然，亦即合乎物之本然也”，皆出自然之语。一以概之，寄情物理，诗成自然。《茶余客话》云：“余谓《三百篇》不必作经读，只以读古诗、乐府之法读之，真足陶冶性灵，益人风趣不少。”读邹国荣先生的诗词，我想，芟除枝叶，仅存义理来看，或能梳理归结出出“豪放”、“婉约”融合的脉络来。

一、豪放风格浅述

“豪放”最早出自《北史·张彝传》：“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无所顾忌。”“豪放”作为文学风格，见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豪放：观化匪禁，吞吐大荒”，北宋王安石、苏轼、苏辙都曾以“豪放”衡文评诗，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便是苏轼。清代杨廷芝《诗品浅解》：“豪则我有，可盖乎世；放则物无，可羁乎哉！”可见“豪放”出于“我”，所谓“我手写我心”，心无雄浑之境，不能写“豪放”之状。

魏晋以降，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以来，发源于儒道的进取和疏狂充满了“豪放”的精神。结合邹先生的诗词，大抵可概为三类：一是有家国情怀、进取通达之意；二是疏旷通达，淡漠功名富贵、世故人情；三是豪放不羁，散淡自由，由疏散而狂放，耽于诗、酒、山水。《八一回眸五首》 “家贫已觉文章尽，局乱濒临国事伤”“六韬三略胸中合，万马千营帐内分”“本将尸革酬疆土，笑慰铭功奏凯歌”“十八春秋无放荡，三千鸿梦有峥嵘”，《台湾之旅九首》“如何一劫梦深长，似醒还沉怅渺茫，海岸云横鱼雁阻，家中篱隔桂兰伤”，又如《虎门炮台凭吊》“一堂旧冢怀忠骨，几段残垣认劫灰”，《乙未岁杪感怀》“四海风云犹诡秘，九州生意待叮咛”，《秋兴八首步杜甫韵》“把经响石功何在，卧疾清斋愿已违”“可怜虎噬三军帐，无奈子遭千劫时”，《春霪闲拾三叠》“困顿楹庭偷一嬲，慵懒心性忆无痕”“庭无雅客心愈简，壶有紫砂茶正温”，这些诗句充分体现了他的壮怀豪迈情怀、“豪放”不羁的个性，还有深深的忧虑，表达了自己的孤独、失望、愁闷和痛苦的心境；而如《西北一路行去八首》“英雄长瞌卧乾銮，占尽风光意自安”“秦川八百真风水，陶俑三千伟剑戈”“一河流水天心落，千顷波涛壶口吞”等诗句中，则展示了他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和豪放的性格，表达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由此可鉴，诗人内心的冲突，是可以转换、可以释怀，最终得以人文关怀。邹先生的诗、尤其是七言律诗中不乏豪放诗句，通过诗词表达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如《书怀》中写到“死生随化暂由之，趣舍万殊人自为”“暮春此地风和畅，咸集群贤放浪时”，这是一种豪放不羁的人生态度，表达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和享受；又如《再登长城感怀》中的“情结长城自不禁，裹巾策杖再登临”、《重登南岳祝融峰》“浩浩南岳连天际，指点遥空杳雁埃”，则表达了诗人的胸怀壮志和豪情壮志。

又，《咏木棉树》“早将赘叶付秋删，留得虬枝拥梦闲。忽听东风呼唤急，醒来红透半边山。”，全诗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邹先生身为一个退伍军官，借木棉抒发“枕戈待旦，若有战、召必还”的军人气概。此诗“木棉树”，英雄树也，花红似血，树干犹铮铮铁骨，因见而怜，因怜生意，层次井然，“忽听”后化“红透半边天”，却生出新意，此情此景，出前人所有，道今人所往者，隽永可味。《咏霍山》“天外飞来石一山，堆成锦绣壮人间。船头酒瓮香飘远，千古霍龙扶醉还。”天外飞来，此山之奇；堆成锦绣，此山之丽。霍山风景秀美，邹先生豪取“酒瓮石”立意，道出千古风流人物，得其巧妙，寥寥数笔，将美景、人文、传说融为一体，豪放中得风采，堪为大家手笔。又如诗句“敢向河山抛赤胆，拼将颅脑慰青天”（《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四十二周年感怀》）、“征南壮和世宗诗，振国勤持范蠡策”（《自况》）、“半辈耽诗云水间，天涯杖迹出重关”（《兰州拜会王传明教授及蓝金补二君有吟用梅庐韵》）等，不一而足，无不挥洒豪雄之意。

此外，邹先生的词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永遇乐·古汉台怀古》“当年逐鹿，狼烟秦楚，执汉韬光养虎。栈道明修，陈仓暗渡，终入咸阳主。一朝称帝，开来启后，汉国泱泱永固。我来观，时空跨越，大风曼翥”，又如《沁园春·翻阅家庭老账本有感谨献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沧波瞬起桑皋。令故国河山更着娇。有岐山玉凤，天开朗朗，九州金谷，泉涌滔滔。旧账重温，昔难今比，支付通行数码骄。华胥梦，享汉唐日月，鹤算风骚”。例子颇多，不胜枚举，可见气象恢弘雄放豪迈，创作视野较为广阔，语词宏博，用事较多，由古及今，不失疏放，得尽词中意旨。

邹先生《诗论三十品》中诗句有“海卷风云岳拥苍，霜天万类竞高昂”、“海日腾空万顷花，三山磅礴起云霞”诸句，便是雄浑气象的自我总结，“满卷文光耀宿襟，风骚领得足长吟”（《为枫叶如丹龙佩女史<安得情怀似旧时>诗词集付梓题贺）即可概括，他将“豪放”的风格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对个人情感的直接抒发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上，以其丰富之阅历、独特之视角、非凡艺术技巧状绘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邹先生的作品大都视野寥廓深远，气象恢弘雄放，个性汪洋恣意、胸襟直率慷慨，题材多反映世事沧桑和个人感愤，内容偏重高健超迈的抒怀言志，其作品极具强烈的个性色彩和鲜明特点。

二、婉约风格浅述

古人对于“婉约”风格的论述多种多样，没有明确的统一标准。但可以看出，“婉约”风格的诗词以其含蓄、柔美的语言和情感极易引起共鸣。“婉约”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古籍《国语·吴语》的“故婉约其辞”，分别言之：“婉”为柔美、婉曲；“约”的本意是为缠束，引申为精炼、隐约、微妙。作为文学风格，则见晋陆机《文赋》用以论文学修辞：“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

言于诗。邹先生的状物、言情如《含羞草》《海棠诗》《咏梅兰竹菊》等诗篇，其语言优美，情感深沉而细腻，充满了诗人对于理想与现实的挣扎和对于人生的深深感慨。《咏梅》“韵同冰雪共精神，品与幽兰不染尘。风信当时寒彻骨，庭前犹举一帘春。”《咏兰》“潇湘楚畹任丢荒，独自欣然僻野乡。上院桃花蜂逐去，东风纫我一枝香。”《咏菊》“秉性清寒不恋春，霜风摇影倍精神。一从陶令东篱唱，梦更悠然品更珍。”《咏竹》“石压泥封且受之，但凭劲节向天持。更怀满腹清清气，吹响浩然歌一支。”梅兰菊竹，品性高结，被称为四君子，历来是文人墨客颂咏的对象。又因花期不同，象征四季，又常被画家装裱在一起，暗示一种道家的时空观念。邹先生此组，诚然是不加修饰，胜以气格，诗言志，歌咏言，要中物之境，直出性情，此正合君子之风也；又如《闻梦兄染恙至慰》“闻说仁兄身染恙，风侵故国暮云愁。重洋雁远难敦嘱，知己心通总带忧。笃信南山松不老，无疑东海蟹能揪。诗坛叠卷思圈点，还待先生斥笔头”、《寿妻》系列诗如“杯中老釀谁嫌老，月下黄花人羡黄。莫道孟冬无秀色，晚风暗送夜来香”、“未负营空星湛湛，相怜院落影翩翩。今生共许双峰雪，覆上皑皑不老巅”，这既是对人生无常和命运无奈的感慨，又在慨叹中见伉俪情深，情感细腻且真挚。

邹先生的诗还有两类很突出的题材，即应酬、送别诗作，《春日惠州夜饮，步梅庐韵》“春半新招饮，践邀西子游。形骸云聚合，兴趣酒分流。意在飞鹅处，情归点翠洲。今宵随一醉，好放五湖舟。”读来并无深意，但其中措辞、饮中之畅，尽显潇洒脱俗，美景佳朋，诗酒欢愉。景色绮丽而自然，多情深意得快哉，飞鹅岭、点翠洲，一片欢欣洋溢纸上，韵致风神，无所不似槛外之仙也。《惠州访日林贤弟》“幽居近水滨，独揽一江春。楼耸风生雅，轩开月紧邻。长空仰鹰击，曲岸赏花匀。今我寻高隐，清流自濯尘。”江水衡门，高士访高士，蛟龙遇蛟龙。此诗充分体现了邹先生作诗善用事运物取境，以实入虚，得高古之畅意，此诗“访”为用事，“幽居”、“楼”“轩”“月”“长空鹰击”（为堂中匾额）“花”等皆为运物，取其中之境，化实入虚为“雅”、为“清流”，此非名士不可得，非至交无以为也。此外，《青城山别林志高先生》“东风逐日约林君，巴蜀春光堪与分。方入青城天外雨，前山流落一孤云。”真可谓唐风颇似。前人送别诗，常以所至之地景色来寓写慰情。而此诗，有别此例，以分别之地情境，尽出渲染别情，雨过留云，高朋离别，留得“云”在诗人眼，借孤云隐喻自己，又如高朋犹在眼前，邹公焉？林公焉？情深无需辨也。此诗气脉通畅、委婉含蓄，轻松之处，实为妙绝。

邹先生作诗的妙处，“似是而非真君子，不见诗处最为诗”（郭纪涛《梅庐诗话》），不经意间道真意，出乎意料，而发于自然之情，于字句未道处表达出对美好事物消逝的惋惜和哀叹，语言含蓄而深情。诸如此类，均充分体现了其诗“婉约”风格的特点，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和谐，语言圆润清丽，有一种柔婉之美。

言于词。从晚唐五代到宋代，以温庭筠，柳永，李清照，周邦彦等词人为其代表，其特点是表情达意崇尚含蓄婉转，“专主情致”，修辞委婉、表情柔腻，在取材方面，婉约词多写儿女之情，离别之绪，在表现方法上多用含蓄蕴藉方法将情绪予以表达，其风格绮丽。而邹先生的词未囿于儿女情长，其情致都出情怀。如《念奴娇·咏早春游福田红树林湿地》中的“挈友胜日同游，暖风拂面，烟花时缥缈。谑笑歌吟，今忘却、几许清愁闲恼。剪影春光，风骚洒脱，放浪形骸何老？岁华如露，踏青还是趁早”这段词，出乎于情绪之积淀，生命通达于自然。而如《宴清都·寄友人》“梦事同谁恼。凝眉处，缱绻依然心跳。柳风和顺，青纱弄翠，燕飞灵巧。呢喃恰成双好。共舞去，前程妍俏。身影重，正是花姣，云姣，意姣，情姣”便充分体现了“婉约”风格的特点，情感细腻，表达含蓄，语言优美而富有音乐性。总的来说，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邹先生词作的“婉约”风格都展现出了一种深情而又富有内涵的艺术风貌。这也是深受读者喜爱的缘由。

三、豪放与婉约在诗词中的有机融合

先秦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最早阶段，在此时期，文学的创作主体经历了由群体到个体的演变，同时诗、史、哲并未明确分离，而音乐和舞蹈也与文学紧密结合，正如“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而“豪放”、“婉约”这一概念在古代文学中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我们可以从先秦文学的特点中寻找一些线索。如《诗经》《卫风·硕人》中有“硕人其颀，衣锦褧衣”，表达了“豪放”积极、“婉约”情致的精神风貌；又如《楚辞》中的《离骚》，充分表现屈原“上下求索”、“追求美政理想”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韧不拔和执着追求，在其中又多了些“独醒”“独清”的精神表达，由此看出传统文人之豪放、婉约以此而下得到全面的诠释，确乎诗之源也。

毛泽东曾说“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这种对豪放婉约的辩证态度，使二者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即便是前人中，没有纯粹的豪放派，也没有绝对的婉约派。而邹先生正如上文所述，能挥洒“磊落河山气度宽”（《重阳感怀三首》）的豪迈，也能写“低回处、落花缱绻，逝水泪悲切”这样的婉曲缠绵。

前面一、二部分将邹先生的诗词风格割裂开来看，旨在浅析“豪放”“婉约”的确切表达，但置入具体作品中，便不宜用“豪放”或“婉约”一词以蔽之。如《水龙吟·诗友河源会》，有“气象当时，襟云怀水，吞吴侵楚”的豪放，却也有“醉花阴，眠云餐露”“金盘拈韵，瑶池浪舞”这般的风物妖娆，犹如艳丽佳人的温婉柔媚。在《自况》诗中，“婉约”“豪放”既对立又统一，“对镜无惭鬓生白，整衣有照心头赤。征南壮和世宗诗，振国勤持范蠡策”，悲切中透尽豪迈，颔联笔锋一转，巨椽骤驰，气象突变，由阖而大开，顿显壮阔而磅礴。可后二联“恳恳怀惊业不圆，清清袖顾风如碧。望中一抹夕阳斜，踏月从今穿谢屐”充满婉约格调，尽述致事之情，如水之心。此诗作为邹先生的自画像，立意高远，用典精准，结构紧凑，上品佳作。开篇便以扪心自问打开话题，得出红心无愧的结论。随即借明世宗和范蠡的典故，描述自己从戎、从商为国效力的壮阔人生。一番自谦，得体且贴切，最后表明自己在桑榆之年，继续当一个山水诗人的心迹，为人以淡然耳。

浅析可知，邹先生诗词创作，“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针对不同的题材、体裁，因情感和审美需求而具象，灵活运用“豪放”与“婉约”的风格，且做到相互补充，相互成就，共同构成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一方面，“豪放”的风格可以弥补“婉约”风格的不足，使作品更具张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婉约”的风格也可以弥补“豪放”风格的不足，使作品更具美感和韵味。如《兰州客旅会见宴饮冰河兄王君明先生及高、徐二君有寄》就是一首典型的“豪放”与“婉约”相补充的作品，诗中既有“久梦白云间，今翻万仞山”的豪迈气概，又有“熏风羌笛里，美酒故人颜”的婉约意境，展现了诗人与故人相聚的欢唱之情。再如《兰州拜会王传明教授及蓝金补二君有吟用梅庐韵》“半辈耽诗云水间，天涯杖迹出重关。西来做得兰州客，囊拾高岑遗玉还。”天涯杖迹出重关，气象雄浑。将军跨马边塞，今倚杖出重关，虽不必英勇，却英气依然。尽见“豪放”之意。此已尽往矣，如今英气不失，半生流连云水间，高朋佳作，可寄无限遐思，足见邹先生“婉约”情致、达观之旨。

总体而言，邹先生诗词“豪放”与“婉约”风格的融合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推崇，对事物和情感的深刻洞察和细腻感受，又体现了他对时代潮流的敏锐感知和独立思考的尝试，这种融合使得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所形成的诗词艺术风格也将为中国古典诗词在新时期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梅庐诗话》云：“文学在与人学，诗味在于人味”，“豪放”抑或“婉约”仅是一种写作手法、艺术风格，其根本仍是发乎于情感，我想，只有走进《邹国荣诗文选》，走近邹先生，了解邹先生，读懂邹先生，才能领悟其诗词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