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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评] “自是一家”说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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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9 11:03: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自是一家”说是非
星  汉
(新疆师范大学 乌鲁木齐 830054)

【内容提要】 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是他最早的一首豪放词,由此词有了“自是一家”提法,这种提法又是开创“豪放派”的前奏,笔者就此展开议论。认为,词在能“唱”的时代,必须恪守音律,使之加大宣传效果。在今天词为徒诗的时代,不必“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王骥德语)。此文之作,庶几对当今词坛创作有所裨益。
【关键词】 苏轼  自是一家  李清照  别是一家

苏轼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这在今天看来,是应当肯定的;但在当时,文人们的看法,未必如此。
《宋词鉴赏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载夏承焘先生《江城子密州出猎》赏析,他这样写道:“查朱孝臧先生的苏词编年,此词之前果然不曾见豪放词之作;他的豪放作品代表作如《念奴娇》、《水调歌头》皆作于这首《江城子》之后。于是,我认为这首词可以说是苏轼最早的一首豪放词。”笔者赞同这种说法。
苏轼词论不如他的文论、诗论、书论那样系统有序,而是散见于有关的题跋、序引、书信及宋人所撰的一些诗话、词话、笔记中,约有10余则。本文题目中“自是一家”的提法源于其《与鲜于子骏书》。全文是:
忝厚眷,不敢用启状,必不深讶。所惠诗文,皆萧然有远古风味。然此风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则疏矣。但时独于闲处开看,未尝以示人,盖知爱之者绝少也。所索拙诗,岂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荻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我们不妨把则短札翻成白话,那就是:
你这样深切地怀念我,使我受之有愧,我不敢用启、状的形式给你写信,你一定不会感到惊讶。你送给我看的诗和文章,都显得萧散、疏朗,具有远古作家作品的风格。但是具有这种风格的作品已经很久没有人写了!想用这类作品来达到符合世人欣赏习惯的要求,那就相距太远了。我只是常常一个人在闲静的地方打开你寄来的诗文欣赏,不曾把它们拿给别人看,因为我知道喜爱这种文风的人少而又少。你要我写的诗,我哪里敢动手呢?但不能不写,只是没有空闲就是了。近来却很喜欢作小词,所作虽然没有柳七郎那种风味,也自是一家风格。呵呵!几天以前,我在郊外打猎,猎获的东西很多。我作了一首小词,让密州的壮士一边击掌、一边用脚叩地来唱,同时让人吹笛敲鼓应合节拍伴奏,景象很有些宏伟。现在我把这词写下来送给你看,姑且博得一笑。
这时鲜于侁(音shēn,字子骏)的职务应是京东西路转运使,相当于今天的副省级干部,地位要高于密州知州苏轼。这次书信来往的内容主要是诗、词、文的传递。不是上下级的公文来往,所以苏轼就没有用下级对上级的“启”、“状”的形式。鲜于侁给苏轼送来什么样的诗文,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这些文字不合“世俗之耳目”,所以苏轼不能给别人看,只有自己“独于闲处开看”。
鲜于侁送来自己的诗文,还索要苏轼的新诗。苏轼手头没有新作,就把近来的“小词”寄给了鲜于侁。苏轼送给鲜于侁的是什么词作,学界尚有争议。不过一般认为是《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宋神宗熙宁八年(岁次乙卯,1075年),苏轼在密州知州任上。因天旱去常山祈雨,归途中作此词。根据是宋人傅□(一个草字头一个深, 音shēn)《东坡纪年录》:“乙卯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清人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乙卯十月祭常山回小猎,与梅户曹会猎铁沟,作诗,并作《江城子》词。”
我们揣摩苏轼《与鲜于子骏书》的语意,是对鲜于侁说;你寄来的诗文,虽然“皆萧然有远古风味”,但是“世俗”并不理解。我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无柳七郎风味”,恐怕也不被“世俗”理解。笔者以为,苏轼作为与鲜于侁交换“自成一家”的文字,特指“作得一阕”的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次出猎“所荻颇多”,但是猎物里没有老虎,所谓“亲射虎,看孙郎”,只是虚拟。作者所用典故为《三国志吴志夠权传》所载:“二十三年十月,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於庱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卻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如果苏轼真的有射虎这种大事,一定会把这个句子写成无碍平仄的“亲射虎,看苏郎”。也一定会像后来的陆游一样“我闻投袂起,大呼闻百步。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崖血如注。从骑三十皆秦人,面青气夺空相顾。”(《十月二十六日夜梦行南郑道中既觉恍然揽笔作此诗时且五鼓矣》)要大大宣扬一番的。呵呵!这是题外话。
苏轼作《江城子密州出猎》的时候,《江城子》这个词牌的曲调还在。从苏轼“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来看,这个曲调应当是激越雄壮的。参加这次“猎于郊外”的“锦帽貂裘”们,应是属于本州知州管領军队的“厢军”和“乡勇”。因此这当是中国军事史上第一首军歌。
苏轼同年写了《江城子夠潎捓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此词平仄、用韵完全与《江城子密州出猎》相同,看来不是“另一体”。这种“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陈师道语),传诵千古的悼亡词,如果用这种“吹笛击鼓以为节”曲调来唱,肯定是不合适的。究竟如何,有待方家探究。
有多种《中国文学史》说苏轼在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时,有“自成一家”的主张。这把苏轼拔高了。苏轼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自成一家”的话。这封信函里说的“写呈取笑”,固然是信函来往的客套话,也多少说明此时的苏轼对于这种风格的词作,没有足够的信心。
词就是歌词,本来就是“曲子词”,就是“曲子的词”。词的语言必须通俗、明了,入耳即消,因为听众没有时间去回味、琢磨冷僻的词汇和生硬的语句。词的民间状态和初期阶段几乎不用典。即便用典,也是听众耳熟能详的文字。如“霸王虞姬皆自刎”(《敦煌曲子词騠风波》);“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白居易《杨柳枝》)。苏轼此词用孙权和冯唐的典故,是一般听众不易理解的。
在苏轼的时代词是唱给人听的,不是写给人看的。元丰五年(1082)苏轼作《念奴娇搠壁怀古》却是写给人看的。全词是: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较之词谱正格,苏轼《念奴娇》这首词显然不合律。清代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先舒评苏轼《念奴娇搠壁怀古》云:“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是’字读断,论意则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属下句,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字亦然。”我们不难想象,在词还能唱的北宋,苏轼这首词是没有办法演唱的。我们今天唱的苏轼这首词,曲谱是后人另外谱上去的。如果说非唱不可,那也不是绝对不能。“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本属散文的“毛主席语录”谱成歌曲,今天有些年纪的人,不是也和笔者一样“轰轰烈烈”地跟着唱了一阵子嘛!
成书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万树《词律》,以辛弃疾《念奴娇》(野棠花落)为正格,以苏轼《念奴娇搠壁怀古》为“又一体”。万树承认“此为《念奴娇》别体”,但是多处引用苏轼前后词人之作的不合律处,对苏词给予全方位的辩解。比如,他说“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即便是“我”字属于上一句,也没有关系。因为“盖歌喉于此滚下,非住拍处,在所不拘也”。笔者以为这是万树的臆测。因为《念奴娇》的曲谱,到万树的时代,已不复存在,至于“歌喉”是否“滚下”,万树是听不到的。成书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的陈廷敬等编的《钦定词谱》,以苏轼《念奴娇》(凭空眺远)为正格,以“大江东去”为“又一体”。说明文字中有“此词传诵已久,采之以备一体”。看来是无奈之举。
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则故事,当然说明这首词和柳永不同的词风,但是这话也显然是对苏轼的挖苦、讽刺,因为当时的唱曲者,只能是“执红牙拍板”的“十七八女孩儿”,而不是“关西大汉”,更没有“铁板”可执。从这位“善讴”幕士的话,可以看出,当苏轼这种词风出现的时候,“歌唱界”惊讶的程度。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3引李清照的话说:“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这里指责“皆句读不葺之诗”的不止苏轼一人,还有晏殊、欧阳修。笔者以为,李清照所指,还不是指苏轼《念奴娇搠壁怀古》这类词作,她的要求更严,指的是晏殊、欧阳修、苏轼所有词中不去“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者。李清照还说:“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胡仔在引完李清照的话之后,来了个自己的“苕溪渔隐曰”:“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
胡仔说李清照对前人“皆摘其短”是说到点子上的,说李清照“自谓能擅其长”也不是不可能,但是用韩愈的诗句“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来讽刺李清照就有些过分了。
星汉以为,苏轼说的“自是一家”和李清照说的“别是一家”并不矛盾。苏轼是“词内说词”,说的是:有你柳永那样的词,也有我苏轼这样的词。李清照是“词外说词”,说的是:诗就是诗,词就是词,不能“以诗为词”。苏轼《念奴娇搠壁怀古》之类的词,要摆脱音乐,诗词合流,主要是给人“看”。李清照的词,要合律依腔,主要是给人“唱。”
苏轼淡化了词的声律特征。其词多有不协律者,宋人多已论及。赵令畴《侯鲭录》卷8:“鲁直(黄庭坚)云:东坡居士曲,世所见者数百首,或谓音律小不谐。”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6:“晁无咎(补之)评本朝乐章: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彭乘《墨客挥犀》卷4:“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
苏轼将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带进词坛,有意识地革新词风,别开新境,本无可非议,但是他的这种革新词风,是以消弱词的体性为代价的。王灼《碧鸡漫志》卷2称:“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弄笔者”自振了,但是“弄腔者”未必自振。
苏轼贬斥“柳七郎风味”只是不满意其俗艳卑弱的风格,并不一概否定柳词。此处举出前人两则文字即可说明:南宋黄升《花庵词选》:“后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云:‘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改矣。”赵令畴《侯鲭录》:“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晏殊、欧阳修的词中有大量的俗词,苏轼不批,却以柳永为靶子,大概是因为晏欧地位高,欧阳修又是自己座师的缘故吧!
苏轼并不主张词可以不协律,不主张取消词作为歌唱艺术的特征,只是词律的音乐性和抒情性不可得兼时,苏轼取性情而舍音律而已。现在看到的苏轼词340余首,豪放词仍居少数,绝大多数仍属于婉约词,突破格律者更是寥寥。也就说明苏轼对于音律还是刻意遵守,不是率性而为。
今天诗坛上的词作,完全是不能歌唱的徒诗,恐怕没有一个人按照李清照的要求去“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的。苏轼当时没有想到词的音乐会在历史长河中消亡。“豪放派”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没有苏轼的出现,也会出现其他的人,只不过词的发展脚步会大大放慢罢了。
如果今天歌手们,唱的是当代词人的词作,那它的传播速度肯定很快。我们设想龚爱书、余致迪词,殷秀梅演唱的《党啊亲爱的妈妈》:“妈妈哟妈妈 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扶我学走路,教我学说话。……”如果不是唱,只是看,或是“诵”,那它的宣传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了。

(星 汉,1947年生于山东省东阿县,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域诗和当代诗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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